1. 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继续增加，却无碍全年经常项目重回顺差。

 2018年，国际收支口径的服务贸易逆差额达2913亿美元，较上年增加259亿美元，相当于同期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降幅1004亿美元的25.8%，占比较上年回落了45.9个百分点；服务贸易逆差额较上年增长9.8%，增速较上年回落了4.0个百分点。其中，第四季度，服务贸易逆差632亿美元，环比下降22%，缓解了2017年第四季度以来该项逆差持续上升的势头贡献了当季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环比增加额624亿美元的28.3%。货物和服务贸易收支状况双双改善，令当季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823亿美元，远超过前三季度累计顺差280亿美元的规模，全年经常项目由前三季度逆差转为顺差已成定局。

 2. 从项目来源看，服务贸易逆差扩大主要是因为“运输”、“旅行”和“知识产权使用费”项下净支出增加。

根据国际收支手册第六版（BMP6）的编制口径，2018年，中国服务贸易的12个子项中，“加工服务”、“维护和维修服务”、“建设”、“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其他商业服务”6个子项为顺差，“运输”、“旅行”、“保险和养老金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以及“别处未提及的政府服务”6个子项为逆差。在6个逆差项中，“旅行”、“运输”和“知识产权使用费”逆差额排在前三位，分别占到当期服务贸易逆差的81.4%、22.6%和10.4%，合计达114.3%。这3个子项的逆差额较上年均有所扩大，分别相当于服务贸易逆差增加额的46.2%、37.4%和24.4%，合计为108.0%。

 3. “旅行”项目逆差增加主要反映了国内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上涨、消费升级背景下，出境旅游、留学和就医等支出的增长。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18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3.4亿人次，同比增长约16%，其中95%以上是因私出入境（含内地边民1133.7万人次）；检查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504.5万辆（架、列、艘）次，同比增长13.1%。同期，国际收支口径的旅行支出较上年增长7.6%。尽管旅行收入增长23.1%，但由于基数原因，“旅行”项目连续第10年逆差且连续第7年高居服务贸易逆差项榜首，逆差额2371亿美元，较上年扩大了120亿美元，增长5.3%，增速较上年回落4.1个百分点。

 4.“运输”项目逆差增加主要反映了进口较快增长带来的运输支出增加。

 据中国海关统计，2018年，出口增长9.9%，进口增长16.0%，进出口增速均大大超乎预期，但因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导致进出口顺差减少16.8%。海关统计中，出口是离岸价格（FOB），进口是到岸价格（CIF），后者含国际保险和运输（货运）费。按照国际收支的统计口径，保费和运费均属于服务贸易，其中保费通常按进口额的1%，运费按进口额的4%，计算国际保险和运输费用的支出。仅此一项，2018年，国际收支口径的运费支出就增加了约118亿美元，相当于当期运费支出增加额147亿美元的近80%。

 5.“知识产权使用费”项目逆差增加主要反映了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力度的增强，对外知识产权使用费支出的增长。

 2018年，国际收支口径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支出358亿美元，增长24.8%，收入56亿美元，增长16.5%，由于支出增速快于收入，“知识产权使用费”连续第5年成为服务贸易逆差项榜眼，逆差额达302亿美元，较上年扩大了63亿美元，增长26.5%，增速较上年上升了21.8个百分点。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支出的持续大幅增加，证明了国外关于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强制知识产权转让指控的不实之词。作为世界PCT专利申请量的前三甲，中国自2013年起知识产权使用费支出额就超过了日本，到2017年已相当于美国的55.9%，而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初仅相当于美国的11.6%。

 6. 关注服务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带来的影响。

 中国服务贸易自1998年起持续逆差，且近年来有加速扩大趋势。货物和服务顺差与GDP之比于2007年8.7%见顶回落，到2018年降至1994年以来的最低值0.8%；顺差规模减少1977亿美元，其中服务贸易逆差扩大贡献了145%。长此以往，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不久将转为逆差。

 积极地看，这显示了中国多年来致力于扩大内需尤其是最终消费需求，实现经济再平衡的积极成果，同时也反映了国内服务业整体国际竞争力偏弱的基本事实。谨慎地看，鉴于中国初次收入和二次收入项目2015年起开始逆差，因此，在货物和服务贸易总体逆差之前经常项目很可能就已变为赤字，进而可能增加中国国际收支总体平衡的脆弱性。因为经常项目结构性逆差需要依靠资本流入来弥补，而无论是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如以对外股票、债券、外债等方式筹资），都会有利润汇出、分红派息、还本付息的需要。但经常项目持续逆差，意味着本国缺乏内生的债务偿还能力，进而容易受制于人。

 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危机的教训看，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都是波动性较大的短期资本流动，且任何资本流动冲击都是从资本流入开始的，之后才会有资本流入枯竭（sudden stop of capital inflow）或资本流向逆转（capitalflow reversal）的风险。新加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货物贸易逆差达到GDP的20%~30%，经常项目逆差相当于GDP的10%左右，却没有爆发典型的国际收支危机（即货币危机叠加债务危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加坡通过吸引较为稳定的外来直接投资流入来弥补，并形成了后期的国内生产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经常项目和货物贸易先后转为持续顺差且占GDP之比不断上升。

 7. 应对服务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的潜在冲击需要未雨绸缪。

 一是借中国经济加快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之际，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业，提升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减少对服务业进口的过度依赖，增强服务业出口创汇的能力。如通过发展国内教育、医疗、航运业，减少境外留学、就医及国际货运支出；通过不断改善国内旅游市场环境，提高签证通关便利，促进入境旅行，增加国际旅游收入。

 二是加快国内创新发展，减少对境外知识产权引进的过度依赖，特别是要摆脱关键核心技术被境外卡脖子的情况，同时增加知识产权使用费收入。

 三是在鼓励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的同时，继续支持有条件的国内企业对外投资，提高外汇资源使用效率。2011到2015年间，日本出现了阶段性的货物贸易逆差，货物和服务总体逆差，但因为前期日本通过“黑字还流”计划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投资收益项下持续较大盈余，因此，日本经常项目整体依然保持了顺差。

 四是继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发挥汇率调节的稳定器作用。在汇率机制僵化的情景下，容易形成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或者“双逆差”的情形；而在汇率机制灵活的情景下，则必然是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一顺一逆或者一逆一顺，互为镜像关系的自主平衡格局。

 总之，通过前述第一、二项措施，延缓中国货物和服务逆差的到来；通过第三项措施，延缓中国经常项目整体逆差的出现；通过第四项措施，增强中国国际收支的自我调节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