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致辞中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开放平台建设，继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

　　发展国际服务贸易有利于形成对外贸易新优势

　　大力发展国际服务贸易本身就是扩大开放的应有之义。一是因为以往服务业开放度要低于制造业；二是因为国际服务贸易四种形式——跨境交付、境外消费、自然人流动、商业存在，其中有三种涉及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所以国际服务贸易本身就内含着面向生产要素扩大开放的意思。

　　发展国际服务贸易有利于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增加服务多样化供给，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了人民的需求已经从可获得性发展到多样性、精神愉悦等方面，此时需求增量更多的与服务供给有关，发展国际服务贸易有助于国内服务供给多样性。

　　发展国际服务贸易有利于形成对外贸易新优势。中国巨大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并形成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最为基础的优势条件，使得中国品牌和中国标准等服务元素有可能可以搭载在货物贸易之上进行出口，形成国际贸易新优势。全球范围内，以增加值核算的服务贸易占国际贸易比重已经高达49%，而用贸易额计算的比重则只有23%，这说明很多“不可贸易”的服务元素仍然搭载在“可贸易”的货物贸易上进行贸易。举一个具体的案例，小米手机目前已经在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销售，并且在其中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销量进入当地前五名，而我们研究表明，小米手机在某些国家和地区销售的手机设计和销售模式与国内类似，这就是在服务中国国内大市场过程中形成的产品研发设计以及销售模式，直接“溢出”到国际市场的例子。这些微观层面的“服务”优势就可以为宏观层面中国贸易新优势的形成奠定基础。

　　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作用已经开始超出了贸易领域本身，更是对国内产业分工细化以及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比如近年来服务外包领域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外包“离岸转在岸”，原本承接离岸外包的企业开始转向在岸外包，为国内制造业提供服务并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出口。2006年至2019年，中国在岸外包业务规模从几乎为零迅速增长到611.8亿美元，占外包总业务额比重也从几乎为零增至38.7%，而且2015年这个比重还只有33.1%，4年来每年递增1.4个百分点。这是国内外经济环境以及中国经济优势发生变化的自然结果。当各种原因导致国内相关产业对服务投入的需求逐渐扩大，而国外需求减少时，原本服务于国外发包方的国内服务承接方，就可以很快开始为位于国内的在岸发包方提供服务，这对于国内服务业发展、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产业分工、制造业以及货物出口转型升级以及服务贸易结构升级都有重要意义。服务外包领域的“离岸转在岸”可以说是充分体现了国际服务贸易推动国内产业分工的作用。

　　一些领域的国际服务贸易还有利于中国文化元素的国际传播。中国近年来国内巨大且增长迅速的文化市场，不仅成为国际文化市场的主要增量，也成为全球文化市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吸引了全球化的文化产品加入中国文化元素来面向全世界销售，从而带动中国文化元素随之向全球传播。比如近年来好莱坞电影就为了更好地进入并“讨好”中国市场而加入中国元素，同时面向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放映，将中国文化元素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个过程既涉及服务贸易进口——如电影进口，也涉及服务贸易出口——比如电影拍摄过程中的中国演员以及中国拍摄团队的加盟，或者采用中国取景地甚至中国的影视拍摄基地。

　　中国发展国际服务贸易具备显著优势

　　中国目前具备独一无二的基本国情：人均GDP处于1万美元左右的中等收入水平，同时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却高达16%，这种“人均中等，总量巨大”的独特国情是由于中国是全球人口第一大国，因此是独一无二的。而这决定了中国在发展服务贸易方面有可能同时发挥比较优势和本地市场效应优势。

　　首先是比较优势，这是由“人均中等”的特征决定的。虽然近年来传统的旅行、运输以及与货物相关的传统服务贸易优势有所减弱，但是在一些国际服务外包领域却依然保持一定的成本和生产率优势，这可以帮助形成服务贸易出口。比如近年来，离岸服务外包占我国新兴服务出口的比重一直在70%左右；

　　更重要的是正在形成的本地市场效应优势，这是由中国经济总量巨大的特征所决定的。中国有占全球16%的经济总量，和高达41万亿人民币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非常有利于吸引全球优质的研发、设计、品牌服务等规模经济效应明显的服务供给者来满足中国大市场的需求；这种国内巨大市场的意义不仅仅是需求侧的，更体现在供给侧。因为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特别有利于帮助一些在应用方面规模经济效应明显的生产性服务在中国形成“本地市场效应”，在满足中国大市场需求的时候形成国际竞争力，并实现出口。这方面其实已经有典型案例，比如钉钉在疫情期间为全国各类学校提供远程教学平台服务，而后来日本疫情出现并宣布学校停课时，钉钉就立刻开始为日本中小学远程教学提供服务。

　　再举一个文化产业领域的例子，中国曾经通过引进国际流行的电视节目模式，结合中国的文化内容，形成中国版的电视节目，之后在中国国内大市场的支撑作用下，迅速出口到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而在去年戛纳秋季电视节上，湖南卫视联合电视节组委会Reed MIDEM，宣布启动“全球飙计划”，面向所有国际制作公司和电视平台，征集节目创意，旨在打造下一个引领中国电视新趋势并具备全球发行潜力的现象级节目模式。到今年3月，“全球飙计划”吸引了来自23个国家及地区的公司和独立制作人参与，共收到60余原创模式提案，最后西班牙Atresmedia Studio的《落地之前》被选定为冠军方案。可以想象，未来很可能世界上有一部分原创综艺节目模式从一开始就是为中国大市场准备的，同时也从一开始就具备全球推广的潜质，而设计这个模式的也是国际化的团队。

　　值得一提的是，基于互联网的数字贸易领域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巨大机遇。网络与数字空间极大降低服务贸易成本，为国际服务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增量，目前在音乐、影视、文学等文化服务领域，网络和数字空间是最主要的市场增量。在一个存量市场格局基本稳定的领域，这种增量市场的出现特别有利于一些原本小众的服务提供者形成新优势，而且网络空间天然存在容纳大量多样性的显著的范围经济效应，对于小众服务提供者来说就更是如此。比如近年来在国际上引起反响的李子柒等，最初都是通过互联网传播形成的影响力，如果没有网络空间，他们在传统存量市场上突出重围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增量市场”逐渐向主流市场迈进，此时整个市场格局就有可能发生变化，原本小众的服务品牌就可能跃升为主流。这对于中国这种在服务业以及服务贸易领域身为“后发者”、又具备最大潜力的经济体而言，无疑是“弯道超车”的巨大机遇。据统计，目前中国数字服务贸易领域已经实现顺差，未来应有更好发展。

　　继续挖掘比较优势，承接国际服务外包

　　一是继续挖掘服务贸易比较优势，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这对于解决较高层级就业、促进国内服务业发展升级、制造业优势升级都有潜在重要作用，是发展国际服务贸易出口的重要方式，更是利用服务业全球分工细化带动国内分工细化与产业发展，挖掘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途径。

　　二是继续扩大服务业开放，创新模式，在某些领域实现采用商业存在模式替代境外消费模式。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逆差严重，最重要的原因是旅行服务贸易从顺差转为逆差，这并不全是坏事，而是中国经济地位在全球提高的自然表现。中国经济总量近年来在全球比重越来越高，2005年至2019年中国经济占全球比重从4.81%逐年增加到16.34%，而发达经济体比重在下降，美国从27.57%降到24.41%；欧盟从30.39%降到17.76%；日本从10.01%降到5.79%。同期，人均GDP方面，中国年均增长率为5.73%，美国为1.85%，日本为0.865%，欧盟为1.4%，世界平均为1.385%。

　　旅行服务贸易涉及的是“出境旅行”，一般来讲，其需求收入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都大于1，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随着收入的提高，对出境旅行的需求迅速提升，而境外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相对较低使其旅游成本增长也不高，对于中国人来说，出境旅行的相对价格更便宜，因此出境旅行快速增加并不令人意外；相反，对于境外人来说，中国收入水平的上升导致到中国旅行变得更贵，加上其收入增长本身相对较慢，无论从价格弹性还是收入弹性角度看，境外人士到境内旅行的需求都不会增长很多。

　　事实上，中国的旅行服务贸易出口额在2010年之后就处于比较平稳的状态，甚至在某些年份有所下降。从这个角度讲，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扩大是中国经济增长较快较稳，以及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一个结果；虽然2017年以来，中国旅行服务贸易进口增速开始明显放缓，中国出境游以及旅行进口市场可能从超高速增长阶段回落到中高速增长阶段，但是只要中国经济占全球比重提高的趋势不变，短期内服务贸易逆差的状况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然而，如果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放开教育、医疗等领域开放，允许外资教育机构和医疗机构进入并进行相应改革，就有可能用商业存在的方式替代异地消费型服务贸易进口，消费者在国内就可以享受到同等水平的教育和医疗服务，而无须出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从旅行服务贸易层面上体现出来的服务贸易逆差，也非常有利于国内相关服务产业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之下更好地发展。因为这种商业存在方式的服务贸易进口所创造的生产总值是留在国内的，是国内产业的一部分，同时它所带来的竞争、示范等多重效应也有利于国内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