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服务外包是产品内分工原理对服务业生产方式以及其他行业服务性投入流程进行重组和变革的产物，由此推动的服务业国际转移对改写全球经济版图，以及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选择，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目前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相对落后，需要用当年参与制造业国际转移的认识理念和紧迫感，实行必要政策调整以开创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新局面。虽然我国参与国际服务外包已取得初步成绩，然而现实发展水平无论与我国参与国际制造业产品内分工深度比较，还是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比较成功的印度等国比较，都存在相对不足和落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有针对性地分析原因，采取对策，从而尽快改变相对增长势头不足的态势，我们就有可能面临在新一轮服务全球化浪潮中被边缘化的风险 1 开放发展背景与国际服务外包关系 受国际产业转移本身规律以及我国地缘区位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当代经济开放成长较早阶段主要伴随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的主题展开，对服务外包则是在比较晚近时期逐步提上议事日程。从相关政策和国内企业成长过程看，我国有关服务外包的认识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上世纪90年代初步探索的阶段，二是新世纪最初几年侧重发展软件产业和鼓励软件出口的阶段，三是最近几年决策层和较多企业对服务外包重要意义逐步形成共识的阶段。通过过去十多年的逐步发展，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领域已经取得初步成就，表现为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已达到一定规模；形成一批初步具备承接较大规模国际服务外包业务能力、在某些特定市场上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在一批城市和地区把承接服务外包确定为优先发展产业之一，并在政策上给予各种优惠鼓励；政府主管部门、地方政府、业内机构和企业合作，推广服务外包活动日趋活跃。虽然我国参与国际服务外包已取得初步成绩，然而现实发展水平无论与我国参与国际制造业产品内分工深度比较，还是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比较成功的印度等国比较，都存在相对不足和落后问题。这一行业一段时期呈现的“乐观预期与现实表现反差现象”提示，如果我们不能有针对性地分析原因，采取对策，从而尽快改变相对增长势头不足的态势，我们就有可能面临在新一轮服务全球化浪潮中被边缘化的风险。服务外包作为当代产品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新潮流的重要表现，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道路和战略选择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近30年实行改革开放方针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在与外部世界融合基础上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构成经济起飞的重要动力来源。一段时期我国在参与国际制造业产品内分工领域表现出色，然而如何利用服务外包时代条件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也是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实践课题。 2007年国务院发布加快发展服务业7号文件，指出我国将大力发展国内服务外包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国内和国际两类服务外包相互联系和影响，然而在投入要素组合、发展制约条件以及政策配合方面又各自具有特征属性和差异性要求。过去近半个世纪经济全球化潮流演变阶段的特点和一般规律，可以从制造业与服务业离岸外包转移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生产方式变革中得到概略观察。美国1964年实行9800税号，鼓励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工序向国外转移，标志着当代制造业国际产品内分工和外包的兴起；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通过实行外向发展战略，承接制造业工序转移，实现当代制造业产品内分工和外包第一波浪潮。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亚洲四小龙已经成功实现产业阶段性高度化，需要把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加工工序转移到境外，推动形成第二波国际制造业产品内分工与外包浪潮。我国利用“文革”后发展战略重新选择与第二波制造业产品内分工重组在时点上大体契合的历史机遇，通过实行经济特区和吸引外资等政策，开辟出与计划经济封闭模式本质不同的开放成长新道路。就制造业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格局而言，部分地区在很多制造业产品最终组装以及简单零部件生产环节仍保持比较优势的同时，比较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开始向某些资金和技术密集度较高的基础零部件甚至关键零部件转移，在某些特定产品和生产区段我国最前沿企业已开始进入培育自主品牌、重视关键技术研发的新阶段，构成近年提出自主创新和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和产品方针的客观条件。我国经济开放发展大势条件对迎接国际服务外包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对外开放政策取得阶段性成功，使我国在意识形态和一般理念层面对服务外包浪潮作出积极反应的阻力大为减少。大批不同类型的国内企业在改革开放环境中成长起来，各类专业人才数量的增长和素质的提升，硬件基础设施条件的实质性改善，都为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提供了有利条件。我国发展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也面临不利因素。国际服务外包需要大量软件工程师和英语等外语人才，我国这方面禀赋条件与某些发展中国家比较相对不足。制造业开放成长率先取得突出成就对推动我国整体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然而这一领域快速发展带来更多商业机会及其对各类资源竞争作用，也在一定阶段对发展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带来较大机会成本。另外我们有一段时期对承接服务外包重要性认识以及必要政策调整相对滞后，也对这一领域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在上述背景下，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虽已获得起步阶段的发展，特别在承接日韩等国服务外包方面取得比较显著的成绩，然而从国际比较视角观察，发展相对滞后，尤其在开拓美欧主流国际市场方面不仅显著落后于印度、爱尔兰等国，与菲律宾、巴西、东欧诸国等第二批近年开始积极参与的发展中国家比较在某些方面也显得竞争力相对不足。由于这一行业存在较强学习效应和先行者优势(first mover’s advantage)，对企业和行业关键规模(critical mass)比较敏感，再加上我国劳务和土地等不可贸易投入成本随着整体经济快速增长以及人民币汇率升值趋势展开会较快上升，我国在这一行业发展所面临的内外约束条件会更趋收紧。如果我们不能利用目前国际服务外包市场格局重组机遇期，通过迅速行动改变被动局面，有可能在新一轮服务全球化浪潮中面临着种被边缘化的风险。 2 成绩和问题 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已有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相关业务达到一定规模。2005年我国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18亿美元，进口16亿美元，顺差2亿美元。四类软件(系统、支撑、应用和其他)总共出口6.5亿美元。业内人士估计2005年承接国际BPO业务约为3亿~4亿美元。由于尚未建立专门统计制度和缺乏有关统计数据，现有估计与实际情况可能存在显著偏差，然而上述数据显示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确实已有初步发展。二是已形成一批初步具备承接较大规模国际服务外包业务能力、在某些特定市场上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如东软、华信、软通动力、海辉、浙大网新、中讯等等。最近我国一些软件服务外包企业在北美业务取得较快增长，有的通过相关并购措施提升业务能力，显示我国企业开拓北美市场有进步。我国制造业优秀企业如华为、联想等，或已涉足服务外包领域，或已建构全球范围布局的研发能力，具有大力发展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潜力。另外跨国公司在我国建立了一批主营或兼营服务外包企业以及研发中心，为扩大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提供了有利条件。最近中国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集体亮相Gartner组织的美国服务外包年会，在业内引起较大反响。三是一批城市和地区开始把发展服务外包作为重点发展目标产业和新增长点。政府有关部门先后分两批命名上海、西安、大连、深圳、成都、北京、杭州、天津、南京、武汉、济南等11个城市为软件和服务外包基地城市。这些城市把承接服务外包作为优先发展产业之一，并在政策上给予各种优惠鼓励。大连软件园较早实行鼓励政策。最近更多城市开始实行相关鼓励政策，如武汉2006年底通过《促进服务外包发展的若干意见》，设立每年1亿元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专项基金，计划把武汉建成全球服务外包重要基地。2007年1月天津开发区出台《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暂行规定》，对该行业企业给予多方面资助。四是政府主管部门、地方政府、业内机构和企业合作，推广服务外包活动日趋活跃。2003年10月由贸促会等多家机构举办“首届中美国际项目外包商务发展年会”，2004年底商务部举办“服务外包培训班”，近年这一领域各类招商、推介、交易、论坛活动不断举行。国内有关企业编印《全球外包咨询(Global Outsourcing Resource GOR)》、《IT服务外包》等非正式刊物，成为反映服务外包动向的重要中文资料来源。虽然我国参与国际服务外包已取得初步成绩，然而现实发展水平无论与我国参与国际制造业产品内分工深度比较，还是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比较成功的印度等国比较，都存在相对不足和落后问题。国务院7号文件在充分肯定我国服务业发展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不容忽视的问题：“我国服务业总体上供给不足，结构不合理，服务水平低，竞争力不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高，与经济社会加快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不相适应，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与经济全球化和全面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不相适应。”具体到参与国际服务外包，我国相对落后更为明显。第一，从软件出口和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市场规模看，2005年我国软件出口、计算机信息服务贸易盈余、流程外包三项加总不到20亿美元，不及当年加工贸易盈余的百分之二，不及印度软件服务外包出口十分之一，也落后于爱尔兰、菲律宾等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水平。第二，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和相关出口内容构成看，目前主要是软件和IT服务外包方面，在发展潜力更大的商务流程外包方面目前还仅有少数成功案例。另外在软件和IT服务出口方面，也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我国在硬件设备制造和出口方面优势，通过自身服务相对竞争力获得国际服务外包业务估计规模还要小一些。第三，从承接国际软件服务外包区域分布看，我国主要从日本、韩国等邻国承接近岸发包业务(near-shoring business)，在欧美等全球主流市场上仅有较少比较成功的案例，整体竞争能力较弱。在日本、韩国培育起市场竞争力是我国在这一领域重要优势条件，今后需要巩固和发展，然而由于日本仅占全球发包市场很小份额，如软件发包估计仅占全球约5%~10%份额，偏于东亚一隅说明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格局有待拓展。第四，从企业规模和素质角度看，我国本土企业规模比较小，最大规模企业不仅不能与IBM等国际巨头相比，即便与印度较大企业比较也有十几倍甚至更大差距。在获得CMM等行业技术和业务能力认证等基本技术指标方面也显著落后。 第五，从跨国公司来华设立服务提供中心和相关机构角度看，这类投资主要是受到我国国内“买方市场”因素吸引，属于“寻求市场”型的服务投资(market seeking FDI in service)；从比较效益角度把我国作为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中心的“寻求效率”型服务投资(efficiency seeking FDI in service)比较少。“寻求市场”型外商服务业投资对我国经济整体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因而应继续予以鼓励。然而上述特征也说明我国现阶段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方面仍缺乏国际竞争力。除上述相对不足外，我们还需要关注该行业一段时期“乐观预期与现实表现反差现象”。世纪之交我国高层官员和业内人士访问印度，大都认为我们与印度存在5~10年差距，乐观估计差距只有两年。3年前一些业内权威人士认为我国3~5年内将在全球信息技术服务外包市场中扮演重要角色，在非语音业务流程外包方面有能力与印度竞争。总的来看，对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相对差距，过去一段时期人们倾向于乐观地相信我们会通过较快追赶迅速缩小这一差距。考虑我国经济整体开放发展的出色表现，提出上述估计不无理由。不过实际情况与上述估计似乎存在反差。印度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从2001年的62亿美元增长到2005/2006财年的约240亿美元，年递增速度高达40%，今年估计会增长到313亿美元，到2010年将预计增长到600亿美元以上。印度目前占有全球软件外包市场总额的65%以及全球服务外包市场总额的46%。随着十几年承接服务外包的历练，印度企业已开始在发挥本国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并开始大规模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建立以当地市场和转包为战略重点的外部投资。这与我国制造业国际化从简单加工贸易开始，进而生产配套零部件，再发展到近年产品研发、品牌创造以及国外投资，体现了类似的经济逻辑。过去几年我们确有明显进步，然而与印度的相对差距可能并未缩小。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印度以外一批发展中国家近年大力发展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并已有不俗表现。菲律宾承接国际客服中心外包，已成为印度重要竞争对手。2001年菲律宾只有2000人在客服中心上班，五年后已经有20万人在call center 就业，增长近百倍。菲政府正在积极扩大对一些复杂行业的投资，如会计、软件、工程和建筑设计、医疗、法律和动画制作等。2006年菲律宾外包业务收入达到36.3亿美元，从业人员为24.5万人，其中呼叫中心业务收入为26.9亿美元；预计2010年外包业务收入将增长到124亿美元，从业人员达到92.1万人。 近年许多跨国公司开始向巴西转包服务业务，承接服务外包业务年度规模达到5亿美元左右。业内人士认为2007年将成为巴西被市场普遍认可的一年。另外俄罗斯、马来西亚、东欧国家如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也已经调整政策，积极呼应服务全球化潮流。我们与第二批积极参与服务全球化的国家比较，某些方面也有相对不足之处。如果说国际服务外包代表的服务全球化是“一个新时代的黎明”，那么我们确实需要尽快改变相对增长势头不足的态势，避免在新一轮服务全球化浪潮中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3 促进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政策的建议 针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经济属性以及我国这一领域发展的现状和问题，从减少管制扭曲、培育市场力量、兼顾溢出效应、着眼国际竞争等多方位角度考虑，建议实行以下具体措施随着国际服务外包成效的显现以及印度等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能力出现瓶颈，加上发达国家发包企业分散风险战略考量，近年出现国际服务外包进一步发展和重新布局的形势，为我们改变这一领域相对落后的状态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们应把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与促进国内服务业发展的目标结合起来，与我国扩大就业和经济结构调整目标结合起来，用当年参与制造业国际分工的理念和行动呼应服务全球化新浪潮。针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经济属性以及我国这一领域发展的现状和问题，从减少管制扭曲、培育市场力量、兼顾溢出效应、着眼国际竞争等多方位角度考虑，建议实行以下具体措施。第一，把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看作外向型现代服务部门，取消从电信增值管制角度对这一行业实行的许可和审批手续。建立国际服务外包企业专网，提升企业间跨地区大容量数据传递能力。进一步深化电信体制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改进管制政策，通过合理降低电信资费减少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以及其他企业运营成本。第二，建议鼓励国外大型跨国公司来我国设立国际服务外包提供中心或服务基地，建议降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领域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门槛，把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列入国家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行业目录。建议商务部把鼓励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外资企业基础设施和政策优惠条件作为整体投资环境推介内容。第三，改进和完善相关立法和执法。研究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流程涉及的新的知识产权关系，总结我国业内实践经验并借鉴相关国际经验，改进和完善知识产权立法，降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交易成本。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涉及新的业务合作形式和关系，包括合同标的、交付方式、产品质量等方面的新内容，加快完善与国际商业惯例相适应的法律规章建设。第四，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建立真正由业内企业主导和企业家自行管理的国际服务外包行业协会。鼓励新协会在规划行业发展、与政府和公众沟通对话、建立行业数据库、定期举办各类交易会和推介会等方面承担全方位职能。建议把建立国际服务外包协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行业中间组织的行业试点。第五，考虑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具有国际竞争性质以及印度等先行国家早已实行大力度税收优惠政策的背景，建议在一定时期内对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实行特殊优惠税收政策，包括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收入免征营业税等流转税，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企业降低企业所得税，对其研发费用实行税前抵扣等。第六，鼓励大学和各类职业学校大力培养不同层次既懂软件和相关技术又具备外语能力的人才。采取有力措施提升我国基层中小学英语和外语教员水平和能力，改变我国内地英语教学水平低、公民外语普及率低的现象。建议利用目前国家财力和外汇储备比较充裕的条件，每年大批派遣包括县、乡级基层学校英文和其他外语教员到国外培训，通过一代人努力使我国英语和外语教学能力得到根本改进。第七，重视和加强对国际服务外包的统计工作。由于国际服务外包是新生事物，正规统计相对薄弱甚或完全阙如，目前有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业内咨询公司研究估计，质量难免存在较多问题。建议政府统计部门、行业协会和学术界相互合作，在深入研究国际服务外包概念和科学设计相关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开展常规统计工作，为观察这一行业发展以及政府管理提供数量信息和科学依据。(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